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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症结及政府最适反应
发布时间:2023-10-06 21:47

面对郑州、合肥、长沙等城市的迅猛发展态势,武汉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不少人仍然迷信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老套路。然而,在武汉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之际,面临金融危机后国内外形势的新特点和新变化,仍然套用百年工业化的经验促进武汉发展,事实上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生产效益下降、产业结构升级困难、民生问题比较突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任务艰巨等。如果任这些问题加剧,不但可能将武汉的可用资源低效率消耗殆尽,还可能错失由危机所带来的发展机遇。国内外经验都表明,在工业化中后期,消费结构的升级及其相应的产业创新,才是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本文从城市发展主动力转换视角,来分析武汉的消费症结、障碍与政府最适应对策略。

一、武汉消费症结

1、武汉的消费率长期偏低,资本产出比加速下降

在一个城市的发展中,如何安排消费和投资的比例,关键要看两者对经济发展的拉大力度。长期以来,武汉的消费率逐渐走低,而投资率上升,尤其是近十年更是如此。居民消费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在2000年为40.97%,到了2010年为21.78%,下降了19.21个百分点;与此相对应的是固定资产投资率,从38.27%上升到67.43%,提高了29.16个百分点。这个数据已经超过中国平均水平、世界主要国家的水平。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投资率是65%,美国的投资率是28.8%,印度是44%,巴西是38.3%,俄罗斯是46.4%。

在武汉投资率逐渐上升的同时,武汉的投资效率却是逐渐下降的。一般认为,资本的投入产出比(即一个单位的投资所带来的经济产出规模)可用来衡量资本的产出效率。在改革开放之初,武汉的固定资本投资的投入产出比为5.9左右,随后虽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有一个短暂的上升,但是整体趋势是向下的,近三年这个数值在1.5左右。

2、武汉消费具有明显优势,但发展差距仍然巨大

武汉的消费结构升级,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一是“两通”(交通、流通)优势。处于九省通衢的武汉消费者,至少可以比在郑州、长沙、上海、重庆等地消费异地消费品节省三分之一以上的运输成本,高铁经济强化了这个优势。当前,在全国33个大型城市中,武汉的流通要素投入排名22位,但是流通方面的竞争力位居第八。二是科技和教育资源。《中国人才报告》显示,以武汉为代表的湖北人力资源质量排名第三,人力资源潜力排名第九,都远高于GDP的全国排名。三是医疗和保健资源。有资料显示,武汉现有的医疗实力位列全国前五。四是金融便利。武汉金融后台服务中心的建设和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加大引入,大大提高了武汉的金融服务水平,增大了新增存款和新增贷款的数量。虽然武汉消费具有上述明显优势,但表1显示,2010年,武汉的绝对指标与北京、上海、广州,甚至重庆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

3、武汉新兴消费发展迅速,但发展水平还相对较低

近几年,武汉的传统消费创新成就斐然,但新兴消费的发展更为迅速。传统消费的增长率六年平均为20.58%,然而金融服务增长率在2009年增长了29.52%,到2010年增长了44.68%,2005年到2010年平均增长率为30.48%,高出传统消费10个百分点,旅游消费增长率更是平均为37.19%,高于传统消费近20个百分点。但与其他主要城市相比,武汉的新兴消费水平还相对较低。以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为例,2010年,武汉旅游总收入是753.7亿元,位于全国旅游城市的第8位,与上海的旅游收入3400亿元、北京的2768亿元相差甚远。另外,2010年,长沙实现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达到453.84亿元,为2005年的3.1倍,占GDP的比重达10.0%;而武汉2004年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6%,在2010年武汉的文化产业增加值为303亿,仅仅占GDP的5.5%。

4、武汉消费结构的僵硬化

第一,在城乡消费差异方面,从2005年到2010年,差距最小的年份是2008年(2.404倍),而最大的是2009年(2.594倍)。第二,在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费差距方面,处于不同收入水平的武汉居民,其物质消费和服务消费(包括新兴消费)的比例相差较小,低收入组和高收入组的服务消费比例之差只有0.01%。这与一般消费的收入弹性理论不相符合。第三,在不同地域方面,武汉至广州的高铁开通后,武汉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了19.5%,增长了127.9亿元,而广州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了24.2%,增长了191.44亿元。武汉的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变化小于其他城市的变化。由此推论,杭州、重庆、成都、郑州、长沙等地的消费崛起,将极有可能挤压武汉的消费拓展空间和升级范围。

二、武汉消费结构升级的制约因素分析

1、武汉消费升级的“道路”限制

历史上的武汉,重工业比例大,为了满足工业、生产和企业的需要,为了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满足货物“大进大出”的特点,城市建设是围绕着重工业展开的。由于从重工业中产生一个单位的GDP需要几倍的运输量,随着武汉GDP的台阶式增长,道路投资赶不上道路的需求增长。2006年,武汉城镇建设投资是1297亿元,到2010年已经上升到3651亿元,增加了1.81倍。由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主持主编的《2012武汉市交通发展年度快报》却显示,2011年10—12月江汉区交通拥堵指数达到8.6(严重拥堵),全路网晚高峰常发拥堵路段数量为949条,拥堵路段长度为91公里,全路网工作日高峰平均交通拥堵指数约为5.0,已经处于“轻度拥堵”等级。武汉的道路建设使得消费结构升级难以进行。

另外,武汉的政策条例朝令夕改,道路规划自相矛盾,致使武汉城市拆建无序,导致消费的成本加大,旅游、教育、文娱等新兴消费缺乏活力,价格暴涨、消费满意度下降。比如,在京剧《生活秀》、儿童剧《大丢丢》等相继获得中国艺术节文华大奖特等奖的同时,琴台大剧院的儿童剧《金鱼与渔夫》的票价是40、60、80、100元等四个等级、大型生态剧《云南现象》的票价是180、280、380、580四个等级。人均177元,在政府增加补贴后仍然平均为138元,接近武汉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0%,三口之家一个月看不起两三次具有武汉优势的话剧。又如,2010年中国旅游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具有丰富旅游资源的武汉,在50个旅游城市中,旅游收入占第八位,但是旅游满意度只有74.65%,排第21位。

2、武汉消费结构升级的体制限制

一般认为,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利于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因为计划经济体制中心的工作是将消费降到最低,将居民消费资源集中起来做大投资、办大工业、进行大生产,势必会降低消费的规模和水平;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消费结构的升级,因为市场经济中“消费者是上帝”,消费者的货币投票迫使供给者进行产业调整。由此可知,在当前的行政框架下,在市场化程度还不够高的情况下,武汉消费结构及其升级中的权力制约因素较为明显。有资料显示,湖北的生产和消费的法制环境指数在全国排名第12位,低于安徽(10位);消费者权益保护指数排名第21位,低于安徽(11位)和河南(17位)。在市场对资本的配置范围方面,湖北地方保护指数排名全国第15位,河南排第13位;信贷资本的市场配置程度湖北在全国排名第25位(倒数第七位),处于中部六省的末尾;市场对资源价格的决定程度湖北在全国排名11,但是湖南排名第8位,河南排名第9位。以此类推,武汉的体制因素对消费的影响还颇为严重。

3、武汉消费结构升级的收入限制

在实际收入水平方面。因为实际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和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因此实际收入水平通常也代表消费水平的高低。另外,旅游、信息服务等消费产业基本属于享受型产业,通常都是在居民实际收入达到一定程度后才可能出现。目前,由于受到经济总收入、物价居高不下,政府收入、投资效率低下、收入分配不合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武汉市的实际收入水平对消费结构的支撑作用还非常有限。比如,2007年,武汉城镇居民的人均月可支配收入是1196.47元,热干面是1元/碗,一个月的可支配收入可以买1196碗热干面,到2010年,武汉人的月可支配收入增长为1733.86元,热干面的价格为3.5元/碗,一个月的可支配收入可以买495碗热干面。武汉的热干面工资,下降了50%以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实际收入,消费规模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升级都是非常困难的。

在收入结构方面。武汉的收入差距是逐渐加大的。2005年,武汉最高收入群体是最低收入阶层的4.29倍,到了2010年上升到7.55倍;2005年,武汉最高收入群体是次高收入阶层的1.33倍,到了2010年上升到1.95倍。另外,城乡收入差距、居民与政府之间的都存在较大的差距。萨伊曾经作出这样的分析:收入差距越大,贫富不均匀程度越大,虚假需求就越多,真实需求就越难以得到供给,迅速的消费越普遍,危害越大。社会将大部分的消费资料引入到声色犬马上,而不是家庭生活必需品上,收入差距加大,不利于消费结构的升级,降低了整体消费水平。

4、武汉消费结构升级的“人才”限制

除了上面提到的障碍因素外,人才对武汉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从全国来看,消费行业的人才短缺现象似乎越演越烈。奢侈品产业缺乏直接能和总部进行沟通的、外语良好的管理人才至少40万,奢侈品产业年跳槽率高达20%以上;3D行业高度缺乏电子商务人才,3D企业普及率不及40%。更有甚者,部分消费企业开始自办大学,以应对人才短缺的困境。真功夫在广东东莞成立米饭大学,每年培训至少3000名管理人才;麦当劳在上海成立麦当劳中国汉堡大学,为国内超过5000位管理人员提供运营管理及领导力相关培训;广百集团与暨大、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合作成立企业商学院等等。就武汉而言,人才总量位居全国前列,但在全国疯抢消费人才的情况下,消费领域的人才短缺现象也不容乐观。在武汉消费领域,有“点”无“线”、有价无市、有机会无产业、有资源无争实力,都可以归纳在人才的缺乏上。

三、武汉跨越式发展的政府最适政策

1、建设消费型的基础设施

金融危机后,随着人民币的升值,“中国制造”开始让位于“中国消费”,因此大部分跨国公司仍然将中国作为FDI的投资首选地。有资料显示,“中国消费”到2014年将使得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增长的引擎。面对经济发展的新动力,面对生产效益下降、产业结构升级困难、民生问题比较突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任务艰巨的情况,国内的兄弟城市将把消费中心提升到战略高度。比如,广州要打造中国的消费中心,长沙要建设区域文化娱乐中心,成都建设休闲中心等等。依据国内外经验,在工业化中后期,武汉将消费结构的升级及其相应的产业创新,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具体包括:一是制定消费五年、十年、二十年的发展规划;二是制定相关的促进法律;三是将政府投资中增加消费的指标,对政府申报项目进行评估和鉴别;四是以民生福利指标为切入点,推进政府职能部门的消费问责。

2、加快新兴消费类产业创新的支撑力度

促进消费,将消费热点转化为消费产业链条,全方位增加消费经济的比重,根据武汉的资源特点,需要重点创新十大产业,即绿色安全产业、环保低碳产业、银色服务产业、农民工产业、家庭服务产业、医疗健身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网络娱乐产业、教育培训产业、现代物流产业。

3、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消费促进的体制建设

一是加快“消费大部门制”改革。在现有的体制框架下,由于消费通常涉及的环节多,审批部门多,很容易导致多头监管、事实上却无人监管的现象。二是加大政企分开的改革力度。在分类指导的基础上,首先要将财政拨款改为项目申请,有所为有所不为,增加企业的现代化程度和市场决策能力。三是推进市场价格体制改革。促进消费,必须强化政府的“主导”职能,减少政府的“主干”行为,增加市场分析的强度,减少“叫停”的次数,放松税收、土地、金融等多个方面对消费的限制,优化市场价格机制对消费品的配置能力。

4、用活人才资源,增加人才的规模和质量

武汉具有其他城市所不可比拟的人才优势,克服武汉消费结构升级的人才限制,关键是如何用活人才。一要建设全国性的人才市场,用市场空间留人用人。二要推进人才在体制内有序流动,克服论资排辈现象,庸者下能者上,提高人才资源的使用效率。三要加大对领军人物的吸引力度。高级人才历来是人才市场的热点,而高级人才多数都拥有相对稳定的工作,为此,在正确评估他们的贡献的基础上,组建学习型、松散组织,通过组织活动,吸引优势人才,完善组织团队,以事业留住人才。

5、增加社会保障,稳定消费动力的作用空间

由于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环节多、路径长、见效慢、复杂多变,湖北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都较低,转换武汉的发展引擎,不得不考虑可能会出现消费的两极分化和社会经济运作中的不稳定等风险因素,绝不能用发展换稳定。而社会保障一向被认为是降低风险、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一要扎实把社会建设摆到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促进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二要优先安排社会保障项目的资金和审批。三要在确保社会保障资金的利用效率和使用安全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吸纳社会资金,走多元化发展道路;四是创新社会保障形式,提高消费者的消费满意度。

(注:基金项目:武汉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武汉消费结构升级与产业创新研究》(编号11017)。华中农业大学系列研究成果培育项目《基于PSIA方法下的我国金融深化政策对农村全福利的影响研究》(编号2012RW007)。)

【参考文献】

[1] 迟福林:消费主导—中国转型大战略[M].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

[2] 李志平:武汉应培育消费竞争力[N].湖北日报,2010-05-25.

[3] 李志平:近20年湖北城镇的消费趋势的测算与分布估计——基于被动和主动消费的视角[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1(4).

[4] 李崇光、李志平:建设六大体系 促进武汉市都市农业发展[J].改革研究,2011(2).

[5] 李政:金融危机下中国经济向消费主导型转型的研究[J].商业时代,2009(9).

[6] 任婧:构建消费主导型发展模式的财政政策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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